深圳小米構成商標侵權 “小米案”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

司法實踐中，懲罰性賠償制度有效落地的最大阻礙在于，如何解決賠償基數證明難題以及如何規避因懲罰倍數放大效應導致的錯傷風險。

前不久，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小米科技公司)訴深圳市小米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小米公司)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中，積極適用書證提出命令和依職權調查取證，有效解決了賠償基數的事實認定難題，并據此對該案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判令被告賠償3000萬元。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采訪了解到，作為全國首例在懲罰性賠償中適用書證提出命令的案件，深圳中院在有效解決賠償基數證明難題的同時，充分肯定被告自身對獲利的貢獻，合理酌定貢獻率和懲罰倍數，有效規避因懲罰倍數放大效應導致的錯傷風險，從而使原被告雙方在一審宣判后均服判息訴，對如何精細化適用懲罰性賠償作出了良好示范。

深圳小米構成商標侵權

小米科技公司訴稱，深圳小米公司在天貓網絡商城上開設名為“小米數碼專營店”的店鋪，面向全國范圍長時間、大規模實施侵犯原告商標專用權、構成不正當競爭的行為。

小米科技公司認為，深圳小米公司銷售區域廣，侵權性質嚴重，請求依照其獲利，適用懲罰性賠償。請求判令深圳小米公司立即停止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在天貓網站首頁位置刊登聲明消除影響，賠償小米科技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維權費用。

深圳小米公司辯稱，其銷售的部分商品與涉案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不相同不相類似。公司于2012年12月成立之日即使用該名稱，未做變更，受讓時涉案天貓店鋪名稱就為“小米數碼專營店”，該網店名稱是天貓公司根據店鋪的營業執照、經營范圍，依據天貓相關規則自動生成，被告深圳小米公司依法享有“小米”字號使用權。

深圳中院一審查明，自2019年2月2日起，深圳小米公司在該店鋪中銷售充電器、移動電源、風扇、按摩儀等182款被訴侵權商品，在每個被訴侵權商品的銷售頁面左上角都使用了“小米數碼專營店”字樣，銷售金額共計1.54億元，在其中114個商品的銷售標題中標注“小米數碼專營店”“小米專營店”“小米”，銷售金額共計1.35億元;在其中10個商品的銷售標題中標注“適用于……小米”“適用于小米”“通用小米”。

法院審理認為，小米科技公司使用于手機商品上的“小米”商標屬于馳名商標，深圳小米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仿冒字號的不正當競爭。據此，深圳中院作出一審判決，判令深圳小米公司自判決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在銷售的相關商品標題上使用“小米數碼專營店”“小米專營店”“小米”，立即停止使用“深圳市小米貿易有限公司”企業名稱、“小米”字號，連續30日在店鋪首頁刊登消除影響聲明，賠償小米科技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維權費用3000萬元。

有效適用書證提出命令

司法實踐中，由于知識產權的無形性、侵權行為的隱蔽性，知識產權侵權損害的相關事實往往由被告掌握，賠償證據呈現“結構性偏在”現象，賠償基數的相關事實難以被公平地發現，極大地制約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阻礙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懲戒和預防侵權中發揮應有的效用。

“我們受理該案后，根據原告的申請，向天貓平臺調取了被告店鋪的被訴商品交易記錄，對被告2年多、超1.5億元、近560萬條的詳細銷售記錄進行準確查明認定，由此查實被告的侵權經營數額。”該案主辦法官張婷介紹說。

與此同時，為了確定侵權經營產生的利潤，法院以書面裁定書的形式向被告作出書證提出命令，責令被告在指定時間內提交自己進貨的交易憑證、付款憑證等，用以解決賠償基數的事實認定問題。

“我們用書證提出命令這項證據制度，責令被告提交這些保存在其手上能夠證明利潤率的證據，并且明確告知被告，如果不提交的話，法院將采信原告的主張。”張婷說。

審理中，由于深圳小米公司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證明利潤率的證據，法院就此推定小米科技公司就該證據所涉證明事項的主張成立，以同行業企業的利潤率30.78%確定本案利潤率。

張婷告訴記者，這也是書證提出命令這項制度的意義所在。“它通過制度設計解決了被告有證據不拿出來的問題，進而解決了計算賠償基數證明難的問題。”

記者注意到，書證提出命令的適用使該案順利解決了利潤率的認定問題，而利潤率是計算賠償基數的要件之一，利潤率算不出來賠償基數無法計算，賠償基數又關系著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書證提出命令制度的合理有效適用不僅限于利潤率，還有助于認定賠償相關的很多其他要件。

厘清貢獻規避錯傷風險

在知識產權賠償糾紛中，如何認定涉案商標對侵權方獲利的貢獻率，也是案件審理中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

記者了解到，在該案審理中，深圳中院充分考慮涉案商標和字號的知名度以及所在銷售市場(電商平臺)主要銷售特點，結合相關客觀事實，在肯定原告商標、字號對被告獲利貢獻的同時，也肯定了被告自身經營對獲利的貢獻。

結合上述查明的事實與證據，一審法院考慮被告故意侵權，侵權時間長、范圍廣、規模大，被告結合多種侵權行為實施、以招商行為擴大范圍實施、在有被投訴經歷后對類似行為再次實施、被告的巨大獲利容易導致心存僥幸繼續實施等因素，酌情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

張婷介紹說，為了使賠償倍數的認定與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相適應，有效發揮懲罰性賠償的懲治和預防侵權功能，法院在考量該案賠償倍數時，不僅全面衡量被告的主觀過錯和現有侵權情節，也評估巨大獲利可能會帶來的再次侵權風險;不僅考慮個案情況，也考慮同類案件的認定，使倍數的認定符合比例原則，使其他主觀過錯和侵權情節更為嚴重的情況能夠有適用更高懲罰倍數的空間。

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服判不上訴，判決生效。

“我們判后對雙方當事人進行了調解，原告主動放棄了部分賠償，讓被告能夠有能力重新回歸市場合法經營，并立志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張婷說，懲罰性賠償只是手段，最終目的還是引導全社會形成尊重知識產權、崇尚創新的風氣，進而營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鼓勵創新創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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